Huawei нь 3-р сарын 26-нд Ennodget-д Парис хотод хэвтээ байдлаар нугалах “Mate XS”, “P40” (ухаалаг) ухаалаг гар утаснуудаа худалдаанд гаргахаа мэдэгдэв.

Huawei компани 2-р сарын 24-нд Барселона хотод шинэ бүтээгдэхүүний нээлтийг хийв. Тодруулга нь муруй дэлгэцтэй “Mate XS” эвхэгддэг ухаалаг гар утасны хоёр дахь үеийн загвар юм. Mate XS нь ухаалаг гар утасны хэв маягийн терминал, нээгдсэн тохиолдолд 8 инчийн таблет хэлбэртэй, нээгдсэн тохиолдолд 6.6 инчийн + 6.38 инчийн урд болон арын дэлгэц болгон ашиглаж болно. […]

摩托罗拉响应破裂的Razr屏幕,三星静音-Cellular.ID

雅加达,Cellular.ID-第二代手机开始投放市场后不久,出现了问题。三星Galaxy Z Flip和摩托罗拉Razr的屏幕均破裂。 到 Android Authority, 摩托罗拉发言人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对报告做出了回应,称寒冷的天气是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 黄浩然| 从输入。 它说:“如果消费者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遇到与天气有关的设备故障,而不是滥用,则将享受我们的标准保修,”。 摩托罗拉还告知,它已与输入团队联系,并要求将该单位返回摩托罗拉进行调查。 完整的声明可以在下面找到: 我们对剃须刀屏幕完全信任,并且不要指望消费者会因正常使用而受到屏幕干扰。作为其开发过程的一部分,Razr经过了极端温度测试。与任何电话一样,摩托罗拉建议不要将电话保持在低于华氏-4度和高于华氏140度的温度下。如果消费者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遇到与天气有关的设备故障,而不是因为滥用而受到损坏,则将享受我们的标准保修。有关更多保修信息,请访问:www.motorola.com/device-legal。 除了摩托罗拉Razr,最新的三星Galaxy Z Flip折叠手机还具有破裂的屏幕。用户在Twitter上讲述他们的故事。 但迄今为止,三星尚未对此事件做出官方回应。 原始内容位于:https://selular.id/ 作者:

АНУ-ын бүлэг БАТ-ыг дамжуулж байгаа тул дислокацийн өрсөлдөөн нь гол зүйл юм

Зургийн эх сурвалж @ PanoramaVision Chaos Chongqing бичсэн, зохиолч Chaos их сургуулийн профессор Ли Шаньюу Олон гарааны компаниудын эзэд “Гэнэтийн зүйл байхгүй, зөвхөн боломжгүй зүйл” гэсэн өгүүлбэрийг ханан дээр байрлуулах дуртай байдаг. Хэрэв тэд маш их мөрөөдөлтэй байвал түүнийгээ биелүүлж чадна гэж боддог. Гэхдээ бизнес эрхлэх нь өрсөлдөөнөөс үхэх биш амьд үлдэх ёстой гэдгийг бид […]

微视频|武汉保卫战_抗疫_澎湃新闻-The Paper

人民日报客户端 2020-02-24 18:24 字号 超大 大 标准 小 抱歉!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此视频播放器,请用更高版本的浏览器试试! 武汉保卫战 视频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02:52) 疫情袭城武汉在战斗他们说危难时刻作为人民军医义不容辞他们说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一定护佑大家的平安他们说我是一名党员所以我必须冲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举国驰援全民战“疫”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信心百倍地打好这一场阻击战、总体战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一定会胜利的(原题为《武汉保卫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关键词 >> 肺炎疫情 相关推荐 评论(15) Original content at: https://www.thepaper.cn/ Authors:

“Бид Хятадын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ирээдүйн өсөлтийн талаар өөдрөг үзэлтэй хэвээр байна”

Саяхан Тяньжин Бинхай хотын шинэ бүсийн нисэх онгоцны буудлын чөлөөт худалдааны бүсэд байрлах Airbus угсрах шугам, Бомбардье болон бусад сансрын үйлдвэрлэлийн компаниуд дахин ажиллаж байна. Тесла Шанхай дахь супер үйлдвэрээ дахин эхлүүллээ. Эпидемиас урьдчилан сэргийлэх, хяналт тавих ажил үе шаттай үр дүнд хүрч, янз бүрийн газарт ажил, үйлдвэрлэлийг дахин эхлүүлэх нь эмх цэгцтэй явагдаж байв. […]

时政新闻眼丨在一场罕见的电视电话会上,习近平这样动员战“疫”_央视新闻客户端_央视网(cctv.com)

原标题: 2月23日,农历二月初一。一场特别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分会场一直设到了县、团。中国正在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怎样分析这场战争?目前打到了哪一步?如何全面打赢?亲自指挥这场战争的习近平在这场“战时会议”上从容作答。 △联播视频: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谈战情: 这是一次危机 也是一次大考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人在战争中认清战争。在2月23日的会议上,习近平这样描述“战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月12日下午3点,武汉雷神山医院收治了新一批转运的新冠肺炎患者。 敏锐的指挥者总是善于研判战争。在正月初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时,进一步将这场战争定义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对进入社区的居民进行登记并测量体温。(总台央视记者王哈男拍摄) 清醒的指挥者也总是善于总结战争。正月初十,习近平提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此后,他又提出,这场疫情对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是一次大考。 对于这样的大考,我们无须畏之如虎。正如习近平23日所说,“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独家视频丨习近平勉励全国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树立信心,一定会胜利的。  对于这样的大考,我们又确需全力应考。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习近平说,“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这正是23日会议的鲜明主题,也是打赢这场战争的当务之急。  谈防控: 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2月23日,国家卫健委通报,全国1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持续两天以上无新增确诊病例。武汉“封城”已有一月,多项数据也呈现向好变化。 习近平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湖北、武汉始终是战“疫”的主战场。2月10日,习近平在视频连线湖北和武汉抗疫前线时说,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清醒看到,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如何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习近平在23日的会议上提出,要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 △2月21日,一位重症病人出院。(四川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罗凤鸣提供) △住在武汉儿童医院的新冠肺炎患儿,看到被防护服层层包裹的医务人员,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抗拒。护士王佳平时很喜欢画画,她灵机一动,想到在防护服上画画与小朋友交流,让他们通过画来认识医务人员,减轻恐惧,增进感情。(武汉儿童医院提供) 北京的疫情防控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2月10日,习近平指出,北京作为首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责任重大,决不能有丝毫松懈。21日,他提出,要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在23日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北京疫情防控要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 △独家视频丨习近平:社区防控疫情井井有条 有把握早日夺取胜利 △2月10日,北京市地坛医院院长向坚守在抗疫一线的ICU医护人员竖起大拇指。(总台央视记者王哈男拍摄) 谈到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时,习近平说,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医务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有的医务人员以身殉职,我心情十分沉重。“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关心、爱护。”谈到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时,习近平说,“疫情防控期间采取一些严格的管控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除湖北和武汉等疫情防控任务重的地区外,要注意把握好度,尽量采取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小、带来不便少的措施。” △居民进入社区或地铁站,都需自觉接受体温测量。(总台记者廖江衡、总台国广记者沈时拍摄)  谈发展: 精准有序复工复产  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随着战“疫”的推进,如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这道命题摆在了总指挥面前。 2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21日,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一大重点就是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出“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两天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谈到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时,习近平说,既不能对不同地区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阻碍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又不能不当放松防控、导致前功尽弃。谈到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时,习近平说,今年脱贫攻坚要全面收官,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现在还要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必须再加把劲,狠抓攻坚工作落实。谈到切实保障基本民生时,习近平提醒,要统筹做好其他疾病患者医疗救治工作,做到急重症患者救治有保障、慢性病患者用药有供应、一般患者就医有渠道。 △雨水时节春耕忙。2020年2月19日,安徽亳州,谯城区十河镇佟营村,茂平农业种植合作社的农民正在利用联合播种机播种中药材丹参。 △2020年2月19日,海南琼海,大路镇宽阔的大路洋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能看到农民忙碌的身影。 正如习近平所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整合力量、全力抗击疫情,这是很大的挑战;在疫情形势趋缓后,如何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这也是很大的挑战。”能不能打好、打赢这场战“疫”,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  谈领导: 沉甸甸的3点要求 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2月12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说,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 在23日的会议上,习近平谆谆告诫,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  △1月31日,四川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罗凤鸣查房时,对比察看病人CT。(总台央广记者葛朝兴提供) 战“疫”是一块试金石。习近平评价说,总体看,在抗疫斗争中我们的干部队伍是好的,是经受住考验的,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干部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对紧要关头当“逃兵”的要就地免职。 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给参会同志提出3点要求,一要狠抓工作落实,二要增强忧患意识,三要提高工作本领。他说,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上升,再叠加这次疫情影响,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难度更大,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把工作落到实处。 △2月20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治愈出院人数破百,创造了单日出院人数最大值。(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拍摄) 毋庸讳言,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监制/申勇 主笔/龚雪辉 郁振一 视觉/陈括 编辑/杜弘扬 Original content at: https://www.thepaper.cn/ Authors:

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社会科学网

  内容提要:以《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现实冲突为起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以“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为理论主题,经历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个发展时期,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也经历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伦敦前期和伦敦后期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奠定了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思考和把握“社会政治哲学话语”的有效路径。   关 键 词:社会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   作者简介:刘荣军,华侨大学现代社会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哲学界除了展开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种争论外,最为突出的就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各种领域哲学(部门哲学、问题哲学)的开展,如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这些领域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进展、突破和发展图景。然而,在众多领域哲学中,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政治哲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显学”。那么,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马克思从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政治哲学家   首先必须说明,本文的论题既不是笼统的“社会哲学”,也不是单纯的“政治哲学”,而是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哲学”。吴晓明教授认为,社会政治哲学的真正要义并不像罗伯特·西蒙所说是由于人们很难在社会和政治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而是源于政治哲学在本质的相关性上深入社会现实的必要性。由于黑格尔自觉地、并且史无前例地使政治哲学或法哲学同实在的社会内容本质地勾连起来,因而可以说是社会政治哲学的现代开创者。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开辟了一条把政治上层建筑的本质性导回社会现实,并使社会现实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社会政治哲学道路。①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及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曾经指出:“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马克思的这段思想自述告诉我们,正是《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内在矛盾,推动他走上了法哲学批判并最终走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对于马克思来说,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以至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与证成,都是他从法哲学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后的事情。   那么,马克思在实现了从法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后,是否意味着他就放弃了对“法的关系”与“国家的形式”这两个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社会现实内在相关的社会政治哲学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无论是在早期通过法哲学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在中后期步入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又以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再创新和再创造,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从社会政治哲学的整体性角度思考并把握社会与国家、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基本主张与一贯立场。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③“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国家和社会结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结构。”④“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政治哲学之所以带有形而上学的神秘性质和思辨色彩,在根本上就是因为它们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范围思考国家问题,而没有深入社会现实中去把握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内在相关性,因而无法把握表层的政治革命与深层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本质区别,无法洞悉政治国家背后的市民社会根源与现代国家背后的世俗社会基础。相反,只有从社会与国家、社会与政治甚至经济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入手认识政治国家的本质和职能,才能搞清政治国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与基础,揭示现代国家是与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本质。   事实上,从社会政治哲学角度考察,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中遭遇了双重的“苦恼的疑问”,即隐含在理性的法的背后的“物质利益难题”,以及包含了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注于自身之内的“共产主义难题”⑥。正是以这双重的“苦恼的疑问”为起点,以对社会与政治、社会与国家问题的关注为核心,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不仅澄明了其理论主题,而且还经历了“三个阶段”(准确地说是“两个半阶段”)的内在发展逻辑。   首先,就理论主题而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即“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以他和恩格斯正在创设中的“新历史观”为指导,打算深入探讨两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哲学问题:一个是“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另一个是“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⑦。笔者认为,这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中内在相关、前后相继的两个理论主题:前者主要是国家“从何而来”的问题,可称之为国家的“外在问题”即国家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后者主要是国家“因何而在”的问题,可称之为国家的“内在问题”即国家的本质和内容问题。从原则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也就是他在社会政治哲学的立场上,从国家的“外在问题”转向国家的“内在问题”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⑧。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中,才能通过对现代国家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国家之世俗基础(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而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作出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从而为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国家建构,奠定更为广泛、更加深入的新的社会政治哲学基础。   以这种视角回溯性地审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可以发现,这部手稿其实在根本上构成了马克思探寻社会政治哲学两大理论主题的突破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国内法”导论部分,马克思一开始就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从他正在转向的唯物主义立场角度,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然而,由于马克思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了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念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上,所以他对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的具体观点和丰富内容并没有很在意。随着批判的进一步展开,马克思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了,他越发觉得有必要对市民社会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他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看法也就一点一点改变了。这种改变表现为层层深入的三个理论质点:一在“王权”批判部分,马克思从国家的“形式的原则”与“物质的原则”的统一出发,认为现代国家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的相互适应。现代国家尽管在政治国家上表现出对物质国家的排斥假象,在本质上它却总是表现出对于物质国家的依赖与屈从。二在“行政权”批判部分,马克思从“国家的市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国家”的统一出发,认为官僚政治看似把自己即“国家的市民社会”,与同业公会即“市民社会的国家”对立起来了,但在根本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其实是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对立,两者存在着“同生共死”的依存关系。三在“立法权”批判部分,马克思从政治等级到市民等级,再到社会等级转变的历史进程出发,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以长子继承权作保证的国家制度其实就是以私有财产作保证的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提出了如下基本观点:“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阶段来说,是私有财产的制度。”“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究竟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⑨   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这三个层层深入的理论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最后得到了两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思想收获:第一,马克思认识到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开始就绕过“市民社会”一章,而直接解读和批判“国家”一章的路径缺陷,认为如果不深入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也就无法彻底领会政治国家的社会本质。正因此,马克思一再表示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要“留待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时再来阐述”,“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⑩。第二,马克思已经触摸到了政治国家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历史本质。这一点当然与他摘录《克罗茨纳赫笔记》后形成的新的认知分不开。   显然,马克思的上述两个思想收获,正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个理论问题的初始地平:马克思不仅为解决“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现实难题,找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参照,而且把私有财产放置到了“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当中考察,从而为他此后深入私有财产探讨“国家的形式”与“法的关系”,并进而探讨“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与“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这两个社会政治哲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致思路向。如此,我们也就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在《巴黎笔记》中,一开始就把问题集中到了对于“私有财产”问题的关注上:“私有财产”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驻足的地方,自然也是《巴黎笔记》开始的地方。也正因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编者,才按照各个部分的内容,分别给它们加上了带有“私有财产”字样的标题。后来的事实说明,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基础,维护私有财产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内容和目的,破除附着在政治国家身上的所有权崇拜,就是破除政治国家身上的社会附咒,就是破除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附咒,因而是“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11),这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伟大目标。   其次,就发展逻辑来说。马克思在1843年至1883年的四十年时间里,围绕着解决《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难题”和“共产主义难题”,其社会政治哲学经历了三个(两个半)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从1843年《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是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进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这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成果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它的基本思想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世界观基础,形成“两个瓦解”(“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和“两个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论述了“两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从社会政治革命角度,公开宣布了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观点和意图,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3)。也正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就标志着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诞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开始。   第二个发展阶段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运用和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机会。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为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则是马克思对他此前的社会革命理论与社会政治哲学进行的一次理论校正。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4)这一思想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发挥就是:既要坚信“社会革命的时代必然要到来”的历史趋势,也必须正视“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的客观现实。(15)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在这个发展阶段,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创新和再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标志性成果就是1867年9月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   第三个(半个)发展阶段从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直到马克思逝世。巴黎公社起义虽然也以失败告终,但马克思在为总结公社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中,却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价值性和有效性。也正是为了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突破口,马克思在晚年才转向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把革命的目光从现代社会和西方国家转向了古代社会和东方国家,力图为探索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提供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和政治经济学理由。遗憾的是,由于马克思过早去世,他仅仅为我们留下了“两封书信和一篇序言”,即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这就使马克思的第三个思想阶段呈现出不完整发展的“半周期”情况,即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圆满地回答问题,甚至为我们留下了马克思晚年为什么放下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而去研究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历史谜团。   总之,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在一般意义上说是社会与国家的内在关系问题,在特殊意义上说则是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发展前途问题。但无论如何,以解决《莱茵报》时期“苦恼的疑问”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思想在经历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个(两个半)发展阶段后,已经为我们揭示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16)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和政治经济学理由,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之经济本性与政治本性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正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政治哲学家。   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为解答“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难题而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从而发现“私有财产”的过程,也是马克思触摸社会政治哲学理论主题的最早尝试。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17)。这种联系副本而不是联系原本的研究路径,对于已经自觉意识到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8)的马克思来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在当时“要切实地研究……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19)。于是,马克思于1843年10月底到达巴黎,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历程。   那么,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当然要联系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于是,如何划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发展阶段,就成了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曾经指出过这样两个重要事实:一是“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20);二是“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才能在伦敦重新进行这一工作”(21)。考虑到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间是1859年1月,他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暗示我们:截至1859年1月,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和伦敦时期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就巴黎-布鲁塞尔时期来说,马克思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布鲁塞尔则只是被驱逐移居后的“继续进行”。在这里,“继续进行”本身就说明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改变,仅只是空间结构上的改变,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因此被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22)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第5段,笔者把它解读为马克思在叙述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所创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后,对他在布鲁塞尔时期的研究和活动(包括他和恩格斯的合作)所作的“工作补记”:前半段主要讲他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动机,因为“我所得到的……总的结果”已经在第4段的经典表述中叙述过了;后半段主要讲“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是对“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的著作;《雇佣劳动》则汇集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23)。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提及的四本重要著作,都是围绕着《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展开的,它们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哲学话语”的“断裂”。从总体上来看,第4段和第5段实际上是马克思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为我们完整地呈现了他是如何带着《莱茵报》时期的“苦恼的疑问”,经历了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宣告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诞生。   就伦敦时期来说,真实的情况看似简单明了,但其实却极其复杂。按照马克思的自述,他的“经济研究工作”在1848年和1849年被“打断了”,只是到1850年以后才能在伦敦“重新进行”。在这里,“重新进行”显然有别于“继续进行”:它不仅表明了空间结构的转变,而且本身已经是研究取向的重大转变。正如马克思紧接着这句话所说:“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24)在这里,“再从头开始”作为对“重新进行”这一研究定性的呼应和回应,表明了马克思决意“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再次解剖“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如果说巴黎-布鲁塞尔时期的“开始研究”和“继续进行”,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研究中走向哲学理论变型的重要阶段;那么伦敦时期的“重新进行”和“再从头开始”,就是马克思在经历了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后,“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而重新总结经验、锤炼思想的过程。这种理论反思的最重要成果,最先是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然后是1867年的《资本论》第1卷。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前者“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25),而后者“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2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本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27),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破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其社会基础的商品基因和资本密码。   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的伦敦时期是否仅仅就是为了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回答是否定的!这种否定的根据,既不在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可能对他1859年以后的研究作出说明,也不在于马克思在后来对他在伦敦时期的研究经历再没有进行过说明;而在于马克思在伦敦时期的后期,在总结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而写了《法兰西内战》,特别是在1875年为了批判拉萨尔主义而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之后,他在原来的“经济学语境”的“内在连续性”上,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非连续性”的“话语断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放下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工作,走上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道路。在晚年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中,马克思尽管也掺入了他此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很多经验,而表现出“经济学语境”上的“内在连续性”,但他的思想也确实因为把关注的焦点,从现代社会和西方国家转移到了古代社会和东方国家,而表现出“话语结构”上的某种“非连续性”。   正是由于这种非连续性的话语断裂,笔者把马克思的伦敦时期区分成了伦敦前期(1848-1871)(28)和伦敦后期(1871-1883),也就是笔者在前面分析的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以及第三个(半个)发展阶段。无论人们对晚年马克思研究转向存在着什么样的疑问和困惑,尝试着作出什么样的解答与设想,笔者认为恩格斯有关记传,即“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29),都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恩格斯的总结说明:马克思确实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但这两个规律背后折射出来的,恰恰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现代国家向何处去”这几个本质相关的社会政治哲学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说明了我们从社会政治哲学的整体性角度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这样,当我们把这里讨论的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与前面分析的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三个(两个半)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每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他此前碰到的社会政治现实问题,而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其社会基础进行的新一轮的密码破解与生理解剖;正是在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的牵引和推动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才呈现出与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三个发展阶段:(1)与社会政治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一个阶段,从1843年10月底到达巴黎开始,直到1847年《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在这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从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2)与社会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二个阶段,从1850年在伦敦“重新进行”“再从头开始”经济研究工作,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在这个发展阶段,马克思通过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再创新和再创造。(3)与社会政治哲学的第三个(半个)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三个阶段,从1875年特别是1877年开始到1882年底。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与他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相补充而进行的。这个发展阶段是马克思运用新的材料,重新研究和反思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探索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实道路的新的研究转向。它极可能是马克思超出现代欧美社会和国家范式,完善并提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又一次新的理论尝试中,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解答社会政治哲学问题的又一次新的理论建构。   总之,牵引并推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三个发展阶段的,正是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内在转变。可以说,在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还是对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始终都是围绕着社会与政治、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等社会政治哲学问题展开的。显然,对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进行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不仅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之“哲学话语”的理论主题与重要任务,而且引致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之‘经济学语境’中思考和把握社会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马克思哲学)”这个根本不可能绕开、也没有想绕开的“哲学话语”的有效路径。   三、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统一的例证性考察   为了说明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笔者结合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三个发展阶段,各举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证是,马克思在1844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曾于1844年11月草拟了一个可以媲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样包括了十一条内容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其最后一条就是“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30)。此后,马克思曾打算写作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从1845年2月1日马克思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两卷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可以推知,马克思打算出版的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是包括了“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两个部分。(31)只不过《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工作,后来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准备出版而“搁下来了”,那是由于马克思认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为重要的哲学世界观的奠基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很必要的。”(32)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问题聚焦到了通过此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对与这些问题本质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个基础理论问题。这说明,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证考察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是融为一体的。   第二个例证是,马克思在1857-1867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并整理出版《资本论》的时候,曾设想过多个写作和出版计划。最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于1857年8月底)中的“五篇计划”(33),后来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的“六册计划”(34)。在这里,“五篇计划”与“六册计划”的内在逻辑说明,马克思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资本-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宏伟计划,其目的是从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出发,思考以世界市场为载体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导向共产主义”(35)的过程。只是在后来的“资本论”整理出版过程中,马克思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即《资本一般》的理论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角度,重新提出了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三卷四册计划”(36)。写作与出版计划虽然改变了,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意义上,考察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发展的社会政治哲学主题并没有改变。正如阿维纳瑞所说:尽管《资本论》最终成为了马克思“最初打算仅仅在第一部分(即资本)加以阐述的内容”的“不相称的扩充”,而“并未进展到第四部分(即国家)”,但马克思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总是希望返回到这个主题(即探讨现代国家)”(37)。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1卷,虽然构成了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的“精髓”,但是从中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推导出“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38)。   第三个例证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877年至1882年底所作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读书笔记。这是马克思身后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篇幅巨大的文本群。王东教授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群,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读书笔记”或“四组准备材料”,包括《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笔记》《俄国与东方国家:村社制度与社会发展道路笔记》和《西方历史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笔记》。这些笔记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从《资本论》的“四卷结构”向“六册结构”的“复归”(39)。笔者认为,“复归”的定位有利于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角度,科学认识《资本论》的“三卷四册计划”,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计划”或“六册计划”之间的逻辑差异,但却遮蔽了我们从社会政治哲学角度,认识马克思哲学内在统一性与思想整体性的正当性。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个社会政治哲学问题,拆解成“国家的起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和法的关系”“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四个内在联系的问题。如果说“国家和法的关系”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遭遇的主要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后,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基本解决了的问题,“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论述,并在《资本论》手稿与《资本论》第1卷中着力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过去只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了简单说明的“国家的起源”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则变得日益紧要起来。这种紧要性的根源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革命形势正在经历一些新变化:马克思原来寄予厚望的西方革命日渐消退,而东方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形势却日渐成熟。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的革命者就俄国革命的前途和革命后俄国发展的道路展开了争论,他们不仅直接写信给马克思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甚至有人在使用《资本论》解释俄国革命的时候,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40)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错误理解,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4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为了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高度,更加深入地续写《资本论》,另一方面也为了通过对比东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而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口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前景,马克思对19世纪中叶以后出版的与人类学、考古学的重大发展有关的大量著作,以及当时能够阅读到的一些历史著作作了全面细致的阅读、摘录和评注。对于研究历史的目的一向都是为了从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的马克思来说,只有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才可能对世界革命作出科学的理论总结。正如马克思在去世前不久所说的:“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准备。”(42)可以印证马克思这一说法的是约翰·斯温顿在《太阳报》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访问记。斯温顿指出:“在他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提出的‘您现在为什么没有从事任何工作’这一问题是无知者提的问题,是一个他不能直接回答的问题。”(43)可能正因为“还在做准备”而“不能直接回答”的原因,马克思才在晚年的“两封书信和一篇序言”中,对当时的俄国革命作出了简要的因而也是审慎的预言性分析。遗憾的是,由于过早地去世,马克思根本没有来得及对他晚年的读书笔记和摘录进行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升华。这一工作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实现遗愿”的形式部分地完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44)   结合马克思晚年的“两封书信和一篇序言”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来看,马克思晚年的笔记摘录,很可能就是他想从“国家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中,探索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由何而来”“因何而在”“向何而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自然也是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两大理论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马克思来说,东方国家能否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根本上就决定于他自19世纪50年代就一直致力探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社会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社会分叉,因而它们在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发展,所以马克思决定对其进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研究,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已经“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只有把“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同“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联系起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才能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即一把既理解“资本的现代史”,也理解“资本的形成史”的钥匙(45)。如果说这把钥匙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是无法寻觅的,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学与考古学等方面的重大发展,产生了有关古代社会、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大量描述性材料和专著,无疑为马克思提供了这样一把钥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6)经济方面如此,被经济决定和制约着的政治、国家与法的方面也是如此。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人类学和历史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摘录的马克思来说,通过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经济方面,无疑有助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与出版;但是通过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政治、国家和法的方面及其与经济方面的关系,则很可能帮助他理解“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47)。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支援性背景,无疑正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意义上,对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社会政治哲学探索。如果说古代东方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它的“国家职能不但是政治性的,而且是经济性的”(48),那么这种情况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49)“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50)对于马克思来说,以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不仅产生了古代东方社会特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以及自足性与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东方社会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可能采取的根本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政治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对第三个例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证,主要是因为人们以往只是从人类学或历史学笔记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即使从政治经济学研究意义上理解,也完全把它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与出版联系起来;而很少从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联系看待其中的内在联系;至于从社会政治哲学的整体性角度,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则更是少得可怜。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为了解决《莱茵报》时的“苦恼的疑问”,而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即与所有制相关的私有财产问题,才是解开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键枢纽,因而按下了他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而解剖市民社会的启动键,马克思就再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和政治经济学著作了——但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既可以被当作社会政治哲学著作,也可以被当作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某种互文性的解读和研究。马克思后来的几乎所有著作,既充盈着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概括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个理论主题,也表现出他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论述社会政治哲学问题的睿智与深邃。而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贯通起来的,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巴黎-布鲁塞尔时期的创制,在伦敦前期的再创造和在伦敦后期的新开拓。   ①吴晓明:《黑格尔法哲学与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2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9页;第385页。   ⑤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51页;第168、211页。   ⑥刘荣军:《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裂变聚变及其思想史效应》,《东南学术》2018年第1期,第57—5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3—124页;第100—10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38页。   (12)(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0—421页;第435页;第54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16)(18)(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页;第2页;第2页;第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409页。   (22)(23)(24)(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第3—4页;第4页;第82—83页。   (25)(2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38页;第209页。 […]

Соёл, аялал жуулчлал, аялал жуулчлалын яам олон нийтийн соёлын онлайн үйлчилгээг эхлүүллээ

(Сурвалжлагч Чжэн На) (Сурвалжлагч Чжэн На) Шинэ уушгины хатгалгааны тахал өвчний дэгдэлт эхэлснээс хойш Соёл, аялал жуулчлалын яам нь системд тархах өвчнөөс урьдчилан сэргийлэх, хяналтыг бэхжүүлж, халдварт өвчнөөс урьдчилан сэргийлэх, хянах үеэр соёл, аялал жуулчлалын бизнесийн хүндрэлийг арилгах чиглэлээр холбогдох бодлого, арга хэмжээг тогтмол нэвтрүүлэв. Саяхан Соёл, аялал жуулчлалын яам “Эпидемийн нөхцөл байдалд хариу арг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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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р сарын 18-ны өдөр Ардын өдөр тутмын сонины гаргасан “Баримттай ярих: АНУ дахь А-урсгалын тархалт ба 2009 оны Хятад улсын тулаан” богино хэмжээний видео нь гадаадад нетизэнүүдийн дунд шуугиан дэгдээв. Хүмүүсийн Daily Online, Бээжин, 2-р сарын 21 (Сян Жианг Нан) Саяхан People Daily Online-ийн гаргасан видео нь гадаадад нетизенүүдийн дунд шуугиан тариад байна. “Баримттай ярих: […]

习近平: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_央视新闻客户端_央视网(cctv.com)

原标题: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23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说,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一、疫情防控 疫情形势 1.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3.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 显著优势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七点要求 第一,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要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输出,加强力量薄弱地区防控,切实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第二,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 要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加强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 第三,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 要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落实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和防护措施,切实加强防止医院感染工作,做好医务人员科学防护和培训。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动态,积极组织蔬菜和畜禽等生产,畅通运输通道和物流配送。 第四,加快科技研发攻关 要综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加大药品和疫苗研发力度,及时总结推广有效诊疗方案。 第五,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 要继续同世卫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 第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 要继续做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深入报道各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广泛宣传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第七,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要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经济形势 总体判断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 八点要求 第一,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 低风险地区要尽快将防控策略调整到外防输入上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要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工复产,高风险地区要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第二,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第三,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 要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针对部分企业缺工严重、稳岗压力大和重点群体就业难等突出矛盾,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第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狠抓攻坚工作落实,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 第五,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打通人流、物流堵点,放开货运物流限制,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要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 第六,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要抓紧解决影响春耕备耕的突出问题,组织好农资生产、流通、供应,确保农业生产不误农时。 第七,切实保障基本民生 要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对患者特别是有亲人罹难的家庭要重点照顾。要统筹做好其他疾病患者医疗救治工作。 第八,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要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三、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求 1.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2.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3.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4.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勇当先锋,敢打头阵,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监制丨徐冰 李浙 主编丨王兴栋 编辑丨文雅 罗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