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视频丨中国加油_新闻_央视网(cctv.com)

原标题: △微视频丨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是一场相伴 英国喜剧演员逗逗先生  是“憨豆先生”唯一钦定模仿者 1月1日因工作来到武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他决定不回家 留在武汉 “因为我正在支持中国人,这个目前对我来说更重要” “很高兴能够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大家带来欢乐” 中国加油,是一首旋律 比利时著名钢琴演奏家尚·马龙 为武汉创作了一首《黎明的编钟声》 这首歌中加入了湖北的编钟元素 还有一段他的中文独白 “夜走了,天亮了, 天空和钟声一同醒来了, 樱花在温暖的春风中飞扬, 武汉,我们在等你……” “希望通过这首歌曲, 为所有抗击疫情的中国人加油打气” 中国加油,是一番情谊 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主动捐赠物资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日本人民用行动诠释着 诗词中蕴含的深情厚谊 俄罗斯向武汉捐赠23吨医疗物资 专机上满载着 俄罗斯对中国的深厚情谊 乌兹别克斯坦 向中方提供医疗物资援助 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中国加油,是一股力量 巴萨与赫塔菲比赛前为中国加油 球场中央 写着中文“同心战疫,命运与共” 每一名小球童的胸前 都写着“中国加油”! 意大利 国际米兰球员身披“中国加油”战袍 祝福武汉 阿根廷河床队赛前为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是一份信任 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我会一次又一次地赞扬中国,因为中国的行动确实有助于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向其他国家传播。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中国现在做的是正确的,中国政府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 世卫组织赴中国联合考察专家组外方组长 布鲁斯·艾尔沃德: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 中国加油,是一种祈盼 阿联酋、韩国、美国、希腊等国 点亮灯光 […]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会谈_澎湃国际_澎湃新闻-The Paper

央视新闻 2020-02-27 21:16 字号 超大 大 标准 小 抱歉!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此视频播放器,请用更高版本的浏览器试试! 国家主席习近平2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会谈。 视频来源:央视新闻(04:46) 央视新闻2月27日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2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会谈。习近平欢迎巴特图勒嘎总统在蒙古国传统佳节白月节假期后的第一天就来华访问,并向蒙古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当中得到了蒙古国政府和人民的宝贵支持和帮助。总统先生作为疫情发生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专程来中国表达慰问和支持,充分体现了总统先生和蒙方对中蒙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是中蒙两个邻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生动诠释,我对此表示赞赏。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举全国之力,迅速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我们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派出中央指导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经过全中国人民团结奋战,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态势正在拓展。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指出,中方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我们根据不同地区疫情风险和防控形势,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切实保障基本民生。中国经济韧性强,内需空间广阔,产业基础雄厚,我们将力争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特别是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我们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高度肯定和普遍认可。中方将继续同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习近平指出,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蒙关系,始终将蒙古国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中方愿同蒙方一道,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巴特图勒嘎代表蒙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问,对中方坚持以人为本,及时建立联防联控机制,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应对疫情并取得积极成效表示高度钦佩和赞赏。巴特图勒嘎表示,蒙中是全面战略伙伴,蒙古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愿在这一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舟共济。蒙方在国内发起“永久邻邦、暖心支持”行动,为支持中方抗击疫情募捐,得到蒙古国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蒙方愿在此前已经向中方提供捐款的基础上,再向中方赠送3万只羊,以表达蒙古国人民的心意。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早日遏制疫情,战胜困难,完成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国泰民安。蒙方高度赞赏中方坚持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方针,始终致力于发展同中方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伙伴关系,愿同中方一道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相互支持,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谈后,巴特图勒嘎还向习近平递交了蒙方向中方赠送3万只羊的证书。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谈。(原标题为《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会谈》)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关键词 >> 中蒙关系 相关推荐 评论(28) Original content at: https://www.thepaper.cn/ Authors: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网

  内容提要:关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学说,学界虽有过纷争,但最流行的观点还是将其仅简单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本文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的整体语境、1845年前后的著作、传统人学的理论困境三个层面对这种流行观点进行分析,提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力图从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与传统人学的根本区别、实践生成人的本质、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关系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进行详细阐述,并试图揭示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 键 词:人的本质;实践生成;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宋惠芳,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及其当代价值”(14BZXJ02)的阶段性成果。   对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学界讨论已久,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最流行的观点是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近年来虽然偶有反对意见,但始终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们的教科书始终把人的本质简单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将其归因于马克思。对此,笔者认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其人的本质学说的全部。   一、对人的本质简单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观点的分析   我国学界把人的本质简单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并认为这种观点源自马克思的表述,那么,“社会关系的总和”到底是不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归纳性结论,或是马克思一贯所坚持的唯一观点呢?要弄清这个问题,不仅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整体语境去分析,而且要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整体内容、从马克思1845年前后的著作综合来理解。   1.从马克思说“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的整体语境看,没有理由显示马克思是把人的本质简单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中是这样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段话较普遍地被学界看作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性表述,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与现实性的强调,但以下两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第一,马克思在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前加上了“在其现实性上”几个字。这个限定词的增加,说明马克思在此并不是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因为定义是不需要限定的。这里的“现实性”对应的只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理解上的“抽象性”,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与现实性特征的重视,而没有理由看作对人的本质的归纳性定义,毕竟强调人的社会性同定义人的本质是两回事。   第二,当我们继续阅读《提纲》第六条时,就会更明显地意识到马克思并不是把人的本质简单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那句“经典表述”之后他接着说的是,“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②。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这里说的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指的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仅仅将人当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没有认识到人的社会性。果真是这样吗?如果马克思仅是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个体,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说是对“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现实的本质”与“抽象的个体”能等同吗?其实,费尔巴哈并非没有认识到人的社会性,他说过,“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③,只是没有对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   根据马克思前后文的表达以及马克思的一贯思想,笔者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现实的本质”,指的正是单纯从客体(社会)方面做理解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虽然肯定了人的社会性,但却指责作为旧唯物主义代表的费尔巴哈单纯从“客体”、从“社会”这个外在的角度去解释人的本质,而没有从主、客体的相互联系中去说明人的本质,没有看到生成人的现实性与社会性的“实践”。也正因为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他才不得不陷入两种境地:一是脱离历史的进程而将人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存在;二是在解释人的本质时仍然把着眼点放在“类”与“类本质”上,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④。如此一来,“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现实的本质”在费尔巴哈那里就成了脱离人的活动与历史进程的抽象本质,只是与黑格尔主动构建抽象的人不同,费尔巴哈被动地陷入了人的抽象化。而究其缘由,正是因为费尔巴哈没有对人的“现实本质”进行批判,未能将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最终没有抓住人的本质的真谛。因此,马克思虽然肯定了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提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联系,但并不意味着把“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人的本质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把它看作人的本质的最终结论。   2.综合1845年前后著作的思想,马克思也不是把人的本质简单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其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所提到的人的本质,并不是指的社会关系,而是指自由自觉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却背离了自由自觉的本质,成为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给劳动者带来的,更多的是身体以及精神上的双重折磨,马克思将其称为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即“自我异化”。他说:“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人的本质及“类本质”,并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主要是指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即自由自觉的劳动。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不仅没有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还对这种定义方式提出了质疑。马克思的质疑是从批判费尔巴哈在人之外去寻找人的本质的做法开始的:“费尔巴哈既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这里的“现存的东西”“存在”,指的就是“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⑥,而这个生存条件指的就是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等,这个“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指的正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段话里,马克思首先批评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现存的东西”、人的社会性,但并没有合理地理解人的社会性,他批判费尔巴哈因为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而错误地把人的“存在”等同于人的本质。在这段话里,马克思还质疑了费尔巴哈单纯从“人的存在”去定义“人的本质”的定义方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生产力、资金一样,都是作为现存的东西、作为“存在”,是“实体”与“人的本质”的基础⑦。马克思说这就好比把“鱼”的本质解释成“河水”一样,一旦河水被污染,它就不再适合鱼生存了,也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在这里,马克思明显不赞成这种从人以外去解释人的本质的方法,因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是把作为人的生存条件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人的本质的定义,看作人的本质学说的全部内容。   其三,马克思在多个不同地方对人的本质有多种不同的提法,这说明“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唯一解释,也不是定义性结论。马克思在阐述不同问题时还从不同角度涉及人的本质,不仅有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本质的提法,而且还有人的劳动本质、需要本性、人的共同体本质等提法,张奎良先生曾专门撰文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五重规定⑧。笔者认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这些不同提法,并不是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更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前后矛盾,而是马克思对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不同规定,而每一种的规定都源于马克思研究的独特语境与问题。综合起来全面地看,可以发现,马克思在人与社会历史之间架起了一座金色的桥梁,这个金色的桥梁正是“实践”,是从实践的维度完成人的本质学说的整体构建。   3.如果马克思把人的本质仅仅简单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无法与传统人学区别开来,也无法解决传统人学的理论困境   在分析传统哲学的人的本质观之前,有必要对“本质”一词从词源学上做一简单说明。对于“本质”这个希腊文词组的翻译,苗力田、汪子嵩、王太庆、陈康等前辈曾有过著名的讨论,如若把这个希腊文词组翻译成“本质”,那么我们基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本质”:一是从“是其所是”的层面,把“本质”理解为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永恒不变的根本规定性;二是把“本质”理解为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根据。那么,传统哲学是从哪个层面规定人的本质呢?   传统人学自古希腊就开始了对人之本质的探寻。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到柏拉图的灵魂理性说,奠定了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揭示了人的理性本质,开启了理性主义人学的道路,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但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规定都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内,无论是理性本质论,还是社会本质论,都是上述第一个层面的“本质”,都是脱离具体的现实存在的永恒“实体”或理念,是超现实的本体,这种抽象化的、预成的人的本质使人学理论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即抽象化的、先天预成的人的本质与具体的、具有现实性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鸿沟。这种二元分立视阈下的先天预成的人的本质如何赋予具体的人以现实能动性呢?   此后,西方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就再也没有摆脱传统人学的这种思维框架,而是更加推进了这种思维模式,从过去单纯的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发展到同时并行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从而使传统人学本体论的理论困境更加严重。在中世纪哲学那里,由于上帝的绝对权威,神性取代了人性占据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界一样都是作为上帝的创造物,更加失去了自身的能动性与自由。近代哲学高举理性大旗,试图摆脱传统神学对人的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由于没有摆脱本体与现象二元对立的人学本体论思维模式,因而近代哲学家笔下的人的主体性逐渐沦为抽象的理性主体权威,人成为抽象理性的奴隶,人的本质沦为抽象的理性,人也成了抽象的人。黑格尔就是这种观点的集大成者,他的“绝对精神”就是这种抽象的理性,而他笔下的人成为绝对理性的自我实现。因而,在这种抽象本体与现象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下,虽然黑格尔赋予了人以极高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被抽象地发展了,作为抽象理性的人的本质高高在上,与现实的人之间形成了无法跨越的鸿沟,最终使这种能动性成为空中楼阁。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黑格尔人的本质的抽象性,试图从现实方面去解释人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⑨,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充分肯定;但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却没有抓住人的社会本质的真谛。马克思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⑩正因如此,费尔巴哈最终却还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使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类”的普遍性,因而最终依然是在抽象性的圈子里打转转,其结果正像马克思说的,其能动性的方面还不如唯心主义。   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观点,如果马克思将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这种观点的实质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解又有何异?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人的本质学说又有何区别?脱离了实践,脱离了人的现实的、能动的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成了抽象的空洞概念集合,如此一来,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学说也就无法与传统人学区别开来,马克思何以成为新哲学的代表?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学说的超越性又体现在哪里?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把“社会关系的总和”定义为人的本质。   二、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   仔细研读马克思的文本不难发现,马克思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实践的意义。在马克思那里,正是“实践”,才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本;也正是“实践”,使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现实特质得以生成。   1.“实践”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区别于传统人学的根本所在   如前所述,西方传统人学都在形而上学二元分立的思维模式下去理解人、说明人,要么单纯从主体方面去解释人,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人自身的某种抽象的本性,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人的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要么单纯从客体方面去解释人,把人的本质规定为某种抽象的外在力量,如中世纪的上帝制造物、费尔巴哈的自然人、单个人组合起来的普遍性等。他们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单纯从主、客体其中的一个方面去解释人,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们都从抽象的、超现实的层面去解释人,并规定人的本质,这种二元分立背景下的抽象的人的本质无法成为现实的人的根据,二者之间的鸿沟使具体的人无法承载自身的现实性与能动性,传统人的本质学说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   马克思批判了旧哲学的人的本质观,他在《提纲》的开篇就向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发起了责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1)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话里出现的“只是……不是”的句法翻译,笔者比较赞同舒远招先生“只是……没有”的翻译(12)。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明确,他指责旧唯物主义忽略了主体方面,没有从主客体统一的“实践”角度去理解对象、理解人。当然,马克思也并不赞同单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的唯心主义哲学,因为唯心主义哲学“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3)。或者说,唯心主义也不了解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因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犯了共同的错误,他们在理解对象(包括人的本质)时都是把主、客体相割裂,单纯从主、客体的某一方面去理解,却不知道从体现主、客体统一的“实践”角度去理解。   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三节批判旧唯物主义时还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强调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时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确能够改变人,但人也改变着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实践”范畴的引入,使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摆脱了旧哲学的抽象性,而且还摆脱了旧哲学的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实践”,正是马克思的新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关键所在。这种新哲学在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时,包括在理解人的本质时,既不会单纯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也不会单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是从体现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去理解。   2.“实践”具有生成性,“实践”是使人作为人的根本所在   “实践”作为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对象性活动,它不是某种先天预成的“实体”或精神,而是具有生成性的现实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无论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劳动实践,还是人与社会、与他人交互作用的社会实践,都发生着在主、客体交互作用中超越自身并规定自身和对方的对象性活动。   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形式,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基本方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将劳动规定为“陶冶事物”的活动过程,是一种改变事物形式并赋予自身意义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始终是在绝对精神外化过程中实现的。这样,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虽然在劳动中实现,但却是“绝对精神”的外化。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思辨体系,但却保留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人通过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使自然界转变为自身的作品和现实的过程,正是彰显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劳动的对象成为自身对象化的确证,而且人自身也获得了相应的规定性与本质。因此,马克思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   劳动确证了人的本质,异化劳动也必然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指出私有制下的劳动丧失了自由自觉属性,人的生命活动也就无异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表现的四种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由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为自身的异己物,同时人的本质随之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这样的实践活动,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克服劳动异化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明确地说:“共产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而人的本质的复归,马克思形象地理解为一种生成运动。他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又是它的被理解的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6)在这里,马克思直接把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称之为“生成运动”。   如果说劳动实践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力量,那么社会实践则是使人回归人的本质、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更根本的力量。实践生成人的本质,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本所在。   3.“实践”生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本质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一方面阐述了“实践”在人的本质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离不开他的各种社会关系,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性与社会性。那么,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是何关系?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学说至关重要。   马克思认为,“实践”作为自觉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既改造外在自然与社会,实现人自身力量的外化;又使人获得了规定性,使人的本质得到彰显。与此同时,实践活动一方面造就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便又成为人们进一步实践活动的条件,限制着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7)马克思在1844年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还说:“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8)因此,人的社会性本质与人的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人只有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完成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实现“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   然而,尽管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互相影响的,但这并不能遮蔽马克思对“实践”生成性的强调。马克思明确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9)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没有人的生产活动,就无从谈起人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如果把“实践”活动分成两个环节的话,那么它首先是在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中超越自身,然后在超越自身的过程中实现着对自身和对对方的规定。如果说生成性与超越性是“实践”最基本的特性,那么人的现实规定性则成为实践生成的必然结果。没有“实践”的生成性与超越性,作为现实规定性“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无法形成。在这里,马克思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解人的本质问题的实践生成论视阈。   从上述视阈来理解马克思“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那句“经典表述”,马克思的意思就更明朗了。马克思之所以在“社会关系的总和”前加上了一个耀眼的限定——“在其现实性上”,正是因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或结论性表述,而仅仅是对人的社会性强调,它与“共同体本质”“需要本性”一样,都是人的本质的现实规定性。这些现实规定性与人的本质之间有个关键环节,那就是“实践”。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本质才能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换言之,人没有先天预成的、抽象的本质,没有先天预成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   也只有按照实践生成的视阈去理解,《提纲》第六节的整体意思才能说得通。在这一节里,马克思批评了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指出人的本质既不是先天具有的某种抽象物,也不是某种现成的规定性,人的本质在“实践”这个现实的生成活动的基础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撇开了实践范畴,撇开了实践生成的视阈,撇开了历史性,而仅仅从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就无法摆脱从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角度去理解人,也无法摆脱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把个人联系起来的类的普遍性,即理解为类本质。因此,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学说是实践生成性与现实规定性的统一,是能动创造性与社会客观性的统一。   三、马克思人的本质实践生成论的意义   人的本质学说,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以“实践”为核心,揭示了实践在人的本质生成中的重要意义,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视阈。这种实践生成论视阈的引入,无论是对马克思完整思想体系的构建,还是对新哲学的开启,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以实践生成论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实现了“早期”人文关怀与“晚期”唯物史观的统一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马克思思想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此后国内外学界常常有人将马克思的思想以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划分为“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并认为青年马克思主要以人为核心建构了人本学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不成熟时期;而1845年的《提纲》则是马克思的过渡著作,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全新的概念构建了科学的唯物史观,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成熟,也标志着马克思思想与旧哲学的彻底决裂。笔者并不赞同马克思思想的这种“断裂”之说,笔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思想是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统一的基础正是“实践”。正是用实践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取代了旧唯物主义直观、机械的思维方式,用实践生成论给予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以及社会关系以全新的解释。   而《提纲》之前的《手稿》,一直被学界定位于人本学著作,对这一点笔者不敢完全苟同。在笔者看来,虽然《手稿》以人的解放与人的本质复归为主要目标,表现出高度的人文关怀,但它已经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本学思想了。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地把自由自觉的劳动确立为人的本质,并通过对工资、地租等经济学内容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与人的本质的异化,提出最终通过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人的本质复归。这整个讨论虽然表面上以人的本质问题为线索展开,但却自始至终以劳动实践为核心、为主线。虽然《手稿》没有使用《提纲》中具有生成论意义的“实践”范畴,但却用生产劳动、对象性活动、社会活动、社会运动等展示了“实践”的生成性质。如果说《提纲》是马克思实践生成论哲学的宣言,那么《手稿》则可以说是先于《提纲》对实践生成论哲学提供的实证论证。没有《手稿》对劳动、对象性活动、社会活动的具体分析与论证,就没有《提纲》“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新哲学的宣言。因此,与其说《手稿》的主题是马克思人本学思想,倒不如说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实证叙述。看不到《手稿》与《提纲》的这种一致性,就很难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意义。   在《提纲》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著名的唯物史观。众所周知,唯物史观以全新的概念体系,注解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但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时始终没有忘记实践活动,物质生产的实践是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点,并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表述唯物史观时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0)而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对唯物史观做了这样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1)把“实践”引入社会历史观,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区别于哲学史上任何一种历史观的关键点。   因此,从实践生成论的视阈去理解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学说,不仅能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而且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从而还原一个前后思想统一的马克思,一个完整的马克思。如果说《手稿》是马克思实践生成论的发端,那么《提纲》则是马克思实践生成论的集中表达,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的唯物史观则是实践生成论的理论深化。   2.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克服了传统哲学人的本质观的理论困境,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   在《提纲》中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2)这里的“解释”与“改变”都加上了着重号,说明马克思对改变世界的强调。在这里,马克思要变革的是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传统哲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在拷问着“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本体论”,这些“本体论”对世界的解释、对人的解释都在探究与回答着“是什么”,而没有深入到“怎样是”这个层面,去揭示人怎样成为真正意义的人,因而都没有找到哲学的真谛,而这个真谛正是体现主客体交互作用的“改变世界”,正是“实践”。   具体到人的本质问题上,无论哲学史上我们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理性还是自然、绝对理性还是上帝的创造物,都因袭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围绕着“是什么”来解释人,从“是其所是”的层面,把“本质”理解为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永恒不变的根本规定性;而且都认为人首先具有某种与他物不同的抽象的规定性,然后才会去实现自身的本质。这种先天预成的本质观,这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人不得不陷入一种被规定的状态,而这正是传统人学陷入理论困境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则是在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根据这个层面解释“本质”。马克思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质、“共同体”本质等不同表述,这些提法是在人的诸多规定的相互关联中展示一种理解人的本质的生存论视阈,强调了“实践”在人的本质生成中的意义,突破了以往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定,克服了传统人学理论的困境,实现了人学思想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不仅是人学思想史的革命,而且意味着整个哲学传统的变革。它使哲学由解释“是什么”的本体论,转向了实践生成论,这种实践生成论首先要解决“怎么样”或“怎样是”的问题,然后从“怎样是”最终落脚于“是什么”的问题,即从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出发,从“实践”出发,去解释人与社会,或者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说就是:从“存在”去说明“本质”。虽然这和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先于本质”具有同构性,但马克思的这种实践生成论绝不同于存在主义人学的生存论。如果说存在主义人学是从生存论的视角去建构个体的、“自由”的人,那么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则是依托“实践”,从人的建构入手进入社会关系与社会历史的建构,最终建构了整个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不仅指向人的全面解放,而且指向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共产主义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标。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把“存在”与“本质”看作一对对立的范畴,如果说这个“存在”是一种自由的、对象化的活动,那么这个“本质”则是在对象化活动中生成的一种自我确证的规定性,而共产主义恰恰就是这种具有生成性的实践活动与现实性的社会独特内涵的统一,是共产主义运动与现实的统一。   3.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实践生成论所包含的实干精神,对于我们当前社会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虽然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但却并不把重点放在人的本质的解释上,而是侧重于说明“实践”使人得以成为人、使社会得以发展,这其中包含的实践哲学意蕴,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实干精神,能够指引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   目前,我们国家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作为我们的理想目标,它的实现不是一个理论说教,关键在于实践、在于实干。习近平同志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24)“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不仅是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在新时期的运用,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实干精神,这种实干精神既要体现在党内生活中,同样也要体现在党外生活中,既需要落实于国内综合实力的增强,又需要落实于国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联播+|习近平主持的这次重要会议,强调了两件大事_中南海_澎湃新闻-The Paper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2020-02-27 15:36 字号 超大 大 标准 小 联播+ 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但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其他有关地区疫情反弹风险也不容忽视。针对此种形势,习近平指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正确引导,推动各方面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抓紧。千磨万击还坚劲,越是艰险越向前。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在此关键时刻,本次会议围绕“加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件大事作出了具体部署,《联播+》特梳理,与您共同学习。(原题为《联播+|习近平主持的这次重要会议,强调了两件大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关键词 >> 疫情防控 相关推荐 评论(6) Original content at: https://www.thepaper.cn/ Authors:

微视频丨你还在我身旁_新闻_央视网(cctv.com)

原标题: 爱的模样有千万种, 战“疫”时期的爱情, 每一句都比“我爱你”更动人。 爱是什么? 若是往常, 它是“为你千千万万遍”的执着; 是“闭上嘴便从眼里跑出来”的流露; 是“一日不见,思之如狂”的眷恋; 是“清晨六点钟的吻和孩子的笑”。 爱是什么? 疫情之下, 它是无条件支持你的决定; 是同心共力分担你的命运; 是并肩向同一个方向远眺; 是以另一棵树的姿态和你站在一起。 当我跨过危险, 向着病毒开战, 你就是我不倒的旌旗。 战“疫”中的爱情, 是为了大家牺牲小家, 是为了天下人亏欠心上人。 战“疫”中的爱情, 是想触碰又小心收回的克制, 是想陪伴又各自勇敢的担当。 但爱情始终是爱情, 只不过离危险越近, 就越显珍贵和浓郁。 但爱情始终是爱情, 只不过战“疫”之后, 心会比以往更紧密。 待你凯旋归来, 定用一生守护。 往后朝夕不论风雨, 你还在我身旁。 总策划丨杨华 制片人丨韩任伟 编导丨彭裔然 李斌 剪辑丨汪亮 资料丨丁韬燃 视觉丨高凌潇 张鑫 调色丨夏筱军 文案丨杨瑜婷 素材支持丨江西省融媒体中心 钱江晚报 四川援鄂医疗队 (编辑 陈晓月) Original content at: https://www.thepaper.cn/ Authors:

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析疫情形势研究防控重点_中国政库_澎湃新闻-The Paper

新华社 2020-02-26 19:07 字号 超大 大 标准 小 抱歉!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此视频播放器,请用更高版本的浏览器试试! 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习近平等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捐款(04:4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26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响应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同志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其他有关地区疫情反弹风险不可忽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正确引导,推动各方面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抓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准确分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继续集中力量和资源,全面加强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要巩固排查和收治成果,切实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要夯实社区排查和防控基础,抽调更多干部支援基层,支持各类在当地的干部积极投身社区防控工作,充分调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加快补齐老旧小区在卫生防疫、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群众心理疏导。要加强重症患者救治,促进高水平团队协同攻坚、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发挥好重症专业救治力量作用,提高临床治疗精准性、有效性,努力降低病亡率。要及时收治轻症患者,及早实施医疗干预,尽量减少轻症转为重症。要着力提高医用防护物资调拨和配送效率,畅通渠道和堵点,尽快将急需物资送到救治一线。要加强北京等重点省份防控工作,坚决阻断各种可能的传染源。会议指出,要强化特殊场所和重点人群防护措施。养老、救助、儿童福利、精神卫生医疗等机构,人员密集、环境封闭,相关服务对象自身防护能力弱,要压实属地责任,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防止外部传染源输入,对已感染患者要全力救治。要加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医用废弃物人员、密闭空间服务人员等人群的防护,有针对性落实防控措施。会议强调,要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支持复工复产、恢复和稳定就业、畅通交通运输、保障市场供给等各项工作做细做扎实。要督促企事业单位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落实防控主体责任,积极帮助企事业单位解决防疫难题,协调解决口罩、消毒用品等防护物资不足问题,指导制定符合单位自身特点的防控规范。对复工复产中出现的个别感染病例,应急处置措施要科学精准。要提高复工复产服务便利度,取消不合理审批。要把各项惠企政策尽快落实到位,完善政策配套实施办法,在一体化政务平台上建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专栏,使各项政策易于知晓、一站办理。要总结经验,把一些好的政策和做法规范化、制度化。会议指出,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要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同相关国家密切沟通,分享防疫经验,协调防控措施,加强对外宣介和公共外交,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原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近期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关键词 >>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疫情防控,捐款 相关推荐 评论(122) Original content at: https://www.thepaper.cn/ Authors:

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内容提要: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体现在不断地破解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视为其生命。最近几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发展形态与理论实质、研究范式及其关注现实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进了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但是,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值得反思之处。只有从理论、现实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反思当代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才能实质性地发展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从而真正切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   关 键 词: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新进展   作者简介:孙民(1969- ),男,山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习近平的人民利益观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BKS134)的阶段性成果。   最近几年来,历史唯物主义再度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发展形态与理论实质、研究范式及其关注现实的理论自觉等方面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最近几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现实关怀,抑或思维方式的变革,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旨在对这一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做一学术评价,从而对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一、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前提问题和根本问题,不仅关涉到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抵御,而且还关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活力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内在关系中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历史辩证法的确立表明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近代科学方法的唯物主义地把握历史的方法的形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所需要考虑的。把历史领域视为自然唯物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表现为一种辩证法的历史原则,它是对思辨唯心哲学的扬弃并区别于抽象的近代科学方法。只有这样,唯物主义才能以历史领域为研究对象,从而才能真正表征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基础和真实内涵。应该指出的是,历史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其进行解释而构建的;倘若离开了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唯物主义,那么历史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科学地把握。同样,研究历史对象必须要通过作为方法的历史,只有通过近代科学方法把握历史领域,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解释原则。换言之,近代科学并不能真正理解历史,在此基础上,随着维柯的历史方法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才从根本上得以建构①。从根本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在于,对历史的理解和历史的解释不仅仅是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法,正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关于历史的优秀成果,才形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根基。进一步说,历史唯物主义吸收了近代历史科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原则,并创造性地发展与创新,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从根基处超越了近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性是对象性实践活动中事物的开放性及其生成,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观念,从而在内在否定和不断生成中表征自身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打破了观念意识的自我封闭体系,从而使得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在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得以统一。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不是自在的绝对的客观的,而是去除了现代主体性的神秘面纱。换言之,历史表现为追求着自己的目的活动,不是某种精神的推动或者自然内在演化过程,它是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还体现在:第一,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表征自身的存在,从而在反思的高度去认识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抽象对立,进而为后现代思潮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第二,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内涵的理解,就必须通过辩证的可能性意识,科学地理解观念与现实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开创一个存在意义中的新空间,从根基处回应犬儒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可能性是在对各种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及其错误思潮的回应和批判中固守自己的理论内涵的,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思想,而是开放、包容的理论;自我批判、自我扬弃和自我发展是其内在特质。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不是简单的是与非,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现实的历史,它必定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而且,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统一,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两翼,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毋庸置疑,《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物质生产不仅生产生产资料,而且还生产社会关系,如果说生产资料是感性的,那么,社会关系是超感性的,只有社会关系不断地变革,才能真正地改造世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把变革社会关系——推翻旧世界,建构新世界——作为自己的理论本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社会现实问题,是现实的存在论,即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关注人们吃喝穿住的形而下问题,更要关注吃喝穿住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形而上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形而下的问题与形而上的问题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思想还在于,它实现了“总体性”的革命,从根基上解决了人类实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之可能性在于基于实践生存论维度,为人类遭遇并在资本主义社会急需破解的自由问题上提供了新的历史分析方法。具体表现在,它不同于历史不可知论、历史实用论、神学唯心论、先验理性史观以及人本学唯心史观等西方传统的历史理解范式,而是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历史展开的前提,揭示出历史的动力在于分工导致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由此导致所有制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人道异化不自由程度的加深,进而提出共产主义的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历史目标的主体地位。正是在历史的前提、动力、目的、主体以及实现路径等核心问题上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可能性的理论③。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体现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把握不是局部、而是总体性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变革不是唯心主义的变革,而是立足于现实历史的唯物主义总体性变革。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立足于现实历史的社会发展理论,还是超越现实历史的社会批判理论。《资本论》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集大成的著作,是现实的存在论,是活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表征了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从理论和实践切入社会现实。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不是唯心主义的总体性,而是唯物主义的总体性。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之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诸多新观点、新见解,但是,由于卢卡奇是戴着黑格尔的眼镜,无法超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总体性,所以,他最终还是未能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   众所周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对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④。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我们以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完全反映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还不牢固,它的可能性没有得到学术上的夯实。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大唯物史观,它把历史理解为在人的劳动实践基础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理解为人的自我改变,即人的形成史和解放史。劳动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实践活动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合理因素的结合,体现了人的受动性,也体现了人的能动性。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历史的基础,在唯物主义前提下深刻揭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历史中的作用⑤。事实上,劳动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再到《资本论》,劳动实践思想贯穿始终。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实践的分析,展开人的丰富的历史性、社会性和超越性,从而为改造社会提供坚实的根基。大唯物史观思想从根基上夯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面貌。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之所以成为最近几年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学者的讨论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所指涉的内容,而是力求回答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些涉及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重大理论问题。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这种讨论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有学者特别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可能性的理论,它既体现了哲学理论发展中相应的理论之维,也体现了实践哲学所包含的实践之维。正是由于实践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才没有成为空洞的经验主义哲学,才同经验哲学在理论上划清了界限;历史唯物主义包含实践维度,才同实践哲学相互贯通,同时在对必然性的东西深入探索中取得了科学的理论成果,将对实践的思考推向了新的高度⑥。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不仅仅在于对理论的突破,而且还在于实践的突破,理论与实践真实地达到内在的统一。   在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与传统哲学的关系、与现代哲学的关系等等,都需要从理论深处进一步研究和澄清。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身的理论思维,这种理论思维是时代的产物,在不同的发展时代,理论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也完全不同。无疑,历史唯物主义在总体上是对传统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自由解放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从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的辩证统一中践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形态及其意蕴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形态,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即达成了共识: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原初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这对于发展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最近几年,学者结合全球化时代的新特征,基于总体的、整体性的视角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和发展特征,从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有学者认为,应该通过社会历史认识的历程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从本质上讲,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维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上的,通过实践从而创立了新辩证法和新唯物主义,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整体。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上是社会历史哲学,并能够同社会历史科学有机结合。它体现了社会历史本体论、社会历史认识论、社会历史辩证法、社会历史价值论这些理论之间的辩证统一。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经典形态与发展形态的统一,我们应该通过历史之维和现实之维来理解其内在的理论内核⑦。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变革的理论;诸多学者,如李德顺、马俊峰、张曙光、旷三平、仰海峰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结构和资本逻辑的批判中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意蕴不断地被揭示出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中,在对时代的物质生活的变革中发展与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时代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理论形态。有学者在本世纪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质与叙述方式的关系问题,即是说,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变⑧,这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时代的变革中发展自身的问题。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更加需要把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内核,从而深入把握现实社会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坚持问题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问题的辩证统一。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的新概念,从理论深层次上力求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问题。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⑨马克思强调:“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⑩马克思时代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进入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本身的形态和要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历史的发展面貌也得到了不断变革,使当年马克思所阐释的以工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场景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现了所谓信息化、知识化、空间化、多元化、分散化、符号化、消费化等趋势,形成了新历史场景。历史场景不等于历史的深层结构和在场本质,但却是历史表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我们既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拒斥世界历史场景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而以低于历史水平的传统理论简单剪裁事实;更不能借口历史场景的深刻变化而根本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立场,跌进后马克思主义的泥潭之中。今天,怎样将坚持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一般原则与创新历史理论形态统一起来,科学阐释因资本创新而形成的新全球化历史场景,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根本任务(11)。这深刻地启示我们,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基本观点和价值指向是不会过时的,无论历史唯物主义形态如何发展,我们都要坚守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硬核。   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硬核不会过时,并不意味其表现形式不会过时,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表现形式必须回应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变革,从深层和结构上以及表现形式上不断地发展与创新,这样,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解答人类历史之谜。   进一步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形态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文本解读、文本考据等拘泥于字面的简单分析,而无视时代的变革抱残守缺,这无利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发展。文本学研究,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和问题意识,就不能真正发展与创新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不是说马克思文本学研究不重要,事实上,马克思的许多文本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创新,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重视,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曾经推荐这部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和创新的著作;再如《资本论》,其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不仅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之作,而且是发展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之作,《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发。对此,学界已注意到这种倾向,并发表了诸多成果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如,自上个世纪罗尔斯《正义论》问世以来,政治哲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显学,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成为学者研究的关键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理应成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回答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公平、正义等诸多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诉求(12)。但是,《资本论》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关系还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应是自身理论发展变革与社会现实的诉求始终保持辩证的张力,真正达到这一要求,就应该深入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涵及其方法论原则   最近几年,学者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认识。最为明显的是,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加深了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内涵的理论自觉。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内在本质,而且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通过历史哲学而创立,而是基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的探索,正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   从根本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观点,深刻阐释诸多社会历史现实问题,逐渐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从而开创了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围绕人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始终将全人类的解放与实践紧密结合,因此才使得各种哲学理论观点能够在社会历史中不断呈现出来(13)。历史唯物主义奠基在实践观之上,其理论内涵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这是其具有科学性的根本原因所在。要言之,马克思曾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通过现实社会生活来表现的,无论在什么时候,意识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考察社会现实生活,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走向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处。   马克思的实践把历史性和社会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超越了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历史的和社会关系的内在一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这里的“历史的”指向的是社会关系,并不是把劳动工具与技术要素视为历史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动态的,呈现出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而不是在静态层面中考察社会关系的异化。从本质上看,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不是对经验层面社会关系的继承,也不是通过简单的结构形式表明封建社会关系的存在,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描述,并通过时间的先后序列,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发展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并通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来深入考察历史的整体,从而将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关系都看作是这一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产物。马克思在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之后,集中精力剖析了私有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就是对社会关系异化的根源进行深刻阐释,在此基础上,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内在矛盾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个层面上来(14)。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的揭示中,深刻地洞察了人类社会未来必定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境界,是因为它不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也不是从局部的问题出发,而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置于人类历史整体的视阈加以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共产主义不是消灭所有制,而是消灭少数人对资本的占有制;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对分工、私有制和资本逻辑的共谋导致人类的实践异化和人类的生活异化的剖析中,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对这一矛盾运动的深刻把握中体察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对此谜的破解。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体现在实践的、历史的和社会关系的,开创了研究社会历史的新境遇。之所以历史唯物主义能开创这种新境遇,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的辩证本性。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历史性和社会关系性与辩证的本性是统一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内在整体。   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真正超越了以孔德、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的社会观。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辩证的内在本质,对辩证法的深刻阐释,对于剖析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有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其辩证法理论本质,才使得抽象的、僵化的、思辨的表达转变为对现实历史中人的理解,这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历史概念的创造性表达,为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形式与内容等一系列矛盾关系的解决提供了思想根基,从而使得以辩证法为核心的社会历史具有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内在维度就是具有批判性,它彻底否定了一切关于人类美好发展形态的幻想,也自觉拒斥了对某种永恒的社会历史秩序的美化,从而将现实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在自我否定基础上进行超越的一个过程(15)。   近年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多见于学者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精神的讨论中,正确的方法论原则有助于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认识,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很难从根本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发展与创新。诸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成果:其一,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为通过解释原则而表现的新的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新世界观的实质就是新历史观,新历史观的真实意义是新世界观。所以,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观与新世界观的内在统一中研究历史唯物主义(16)。其二,学科壁垒妨碍了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思想,应该打破学科壁垒,整体性地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为主题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思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换言之,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理解他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从而揭示马克思思想中三大组成部分的逻辑联系(17)。《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内在关联性,应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在这一新的研究视阈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才能向我们显现出来。其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核心就在于能够坚持实践批判活动。不难理解,诸如主体、实践、价值、生存等理论范畴,实质上都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体现,从根本上来讲,都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范式中进行理解。所以,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是深化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自觉(18)。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就是回到生活世界的研究范式,就是面向问题意识的研究范式。其四,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只有在三重视界的转换及其融合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真正获得其现代形式,即是说,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视界转换,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视界转换,从自然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的视界转换。存在论的追问、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原则的三重视界融合构成了一种全新的革命性变革的思维方式。自觉地贯彻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自觉(19)。其五,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应该批判性地反思资本逻辑、规范性地矫正资本逻辑和理想性地引导资本逻辑,从而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继续承担起超越实践和反驳实践的历史重任,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更上一层楼(20)。反思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式,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切入社会现实生活,也就是说,把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升华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问题,这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四、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现实   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本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深入到社会现实之中,才能从根本上揭示其实质;同样,社会现实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才能真正地被揭示出来。换言之,关注社会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之一,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与社会现实的对话中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   有学者指出,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纲领来研究社会生活,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纲领。对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既要做到关注中国问题,同时也要关注社会发展现实。因此,在对中国道路的深入把握和认识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要得以体现,就应该在讲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总体框架下,所有的研究必须关注中国社会并深入现实,只有当这种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更大层面上超越了外部反思的理论制高点时,深层次把握社会现实才会实现。从本质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整体层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启示在于,只有通过讲中国话的学术牢牢抓住中国道路,才能够真正关注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才能彻底超越外部学术的影响,从而真正使得中国学术具有话语权(21)。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现实性,其学术性并不是抽象地、教条地在纯粹的概念中自娱自乐,而是不断地反思和批判社会现实生活,从而始终保持与时代对话的理论与实践自觉。正是在不断地批判和反思中,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与实践深处引导、规范和建构社会现实生活。   在科技革命推动和人类实践更加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时代课题。有学者指出,基于当今时代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领地,是马克思主义切近时代深处的本真任务。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象,理应突破思想史与文本学的单纯路径,从而面向社会现实的场景敞开。只有在强烈关注社会现实中形成理论自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解释力和本真精神才能在当代得以显现。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面临这样的时代场景: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多元普遍交往的推动,一幅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在繁荣发展的背后,生态危机、恐怖主义、资源匮乏、疾病蔓延等一系列生存危机逐渐显现,这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进步。针对这一社会发展状况,我们必须要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核,从而助推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而捍卫人类的生存与发展(22)。很显然,上述问题的破解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神经的敏感性正在退化,它的神经元不再是实践之网上的纽结,缺乏批判性的尖锐目光。哲学家们固守学术性的口号中淡化现实生活,使历史唯物主义在成为碎片化和个性化。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的制高点正在退化:经济学家在技术和模型的铁轨上不断地淡化价值立场和前提批判。主流经济学家在积极倡导新自由主义,哲学家却在沉寂中失语;史学理论正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精神的缺失中进行所谓的历史评价(23)。这一切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现实性和批判性的品格是历史唯物主义切人社会现实的根本所在,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所在,这是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从根本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的地方在于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同。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4)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担当是统一在一起的,无产阶级能够揭示自身存在的秘密,就在于它能够宣告迄今为止世界制度的解体,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体现为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25)。   “时代是在前进,但人人却都是在重新开始。”(歌德)历史唯物主义真精神体现在不断地破解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马克思曾指出,某个时代的急迫的问题,总是与在内容上有根据并且是合理的问题有着相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是时代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答案。因此,应当批判地分析问题本身,而不是答案(26)。问题是时代的格言。这意味着,能否真正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是考量我们能否发展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对当代中国最近几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反思的问题是:其一,在与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对话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不断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新鲜血夜,才能回应各种当代社会思潮的挑战,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的生命力。这就启发我们,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应该始终保持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宽容的理论勇气,以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其二,应该具有自觉的多学科意识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融汇二十一门学科,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宽广的多学科的“视域融合”。所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而应该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其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应该以追求真理为己任。马克思说,人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全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是真理,真理是在对矛盾的解决中呈现出来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就要敢于正视现实社会矛盾,始终怀有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做学问。其四,只有面向中国现实和世界现实,才能真正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无疑,中国现实与世界现实并不是简单地分割开来,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真正的中国现实问题也是世界现实问题,真正的世界现实问题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只有真正地把社会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并把社会现实的问题升华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范畴,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才能阐发出来。其五,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任务向我们呈现出来。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旧的理论、实践视阈中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把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诸多问题、矛盾上升为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才能真正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   ①王南湜:《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②罗骞:《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可能性思考》,《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   ③李成旺:《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对象与超越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5期。   ④例如,俞吾金在《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一文中即持此观点。   ⑤安启念:《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及其史学价值》,《理论探索》,2016年第1期。   ⑥李佃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与“理论”维度》,《哲学研究》,2017年第5期。   ⑦郝立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展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⑧俞吾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第587页。   (11)任平:《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12)相关成果,可参见李佃来《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内在会通》(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3)丰子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4)唐正东:《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及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5)贺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6)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7)仰海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8)邹诗鹏:《何以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9)旷三平,郑丽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三重视界》,《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20)高云涌:《资本逻辑的中国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

微视频|复工战“疫”

‘+pagedata+’‘; if(datalist[i].tag!=””){ var keyword=datalist[i].tag; var reg = new RegExp(“ ”,”g”); var tagArrayBak = keyword.replace(reg,” “); var keyword = tagArrayBak.split(” “); if(keyword.length’+keyword[n]+”; } } str+=’ ‘ }else{ if(datalist[i].desc.length>96){ var desc=datalist[i].desc.substr(0,94)+”…”; }else{ var desc=datalist[i].desc.substr(0,94); } if(isMobile&&datalist[i].title.length>24){ var title=datalist[i].title.substr(0,22)+”…” }else{ var title=datalist[i].title; } str+=’ ‘+pagedata+’‘; if(datalist[i].tag!=””){ var keyword=datalist[i].tag; var reg = new RegExp(“ ”,”g”); var tagArrayBak = […]